陶孝民：放火

　　文者其人

 

　　陶孝民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，高级教授级政工师。现任八五三农场纪委书记，曾任红兴隆电厂工人、司机、机关党委干事、工会干事、党政办公室秘书、办公室副主任、企管科长、煤矿矿长、电厂副厂长、厂长、八五二农场工会主席。

　　做好本职工作时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，先后在《工人日报》《中国电力报》《黑龙江日报》《工厂管理》等报刊发表新闻、小说、杂谈、论文等。作品曾荣获好新闻、好言论及征文奖，并入选《二十一世纪人才库》一书，《黑龙江省农垦人才名录》一书。

　　人生既有甜蜜，也有苦涩。生活的激流，有时触动你对自己孩童时代的回忆。但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感叹：那时我们多么无知啊！

　　我无知过。

　　童年时代的我与同龄的孩童一样，拥有快乐甜蜜、天真浪漫的生活。可我却在快乐甜蜜、天真浪漫之时，多了一份无知。也许我品尝到的苦涩，其他同龄孩童没有品尝过，这苦涩可能是先天不足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。

　　1963年7月底，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三分场二队一个普通家庭。父亲是1954年开发建设友谊农场时来的转业官兵，母亲是随父亲从湖南老家来北大荒安营扎寨的。 父母从参加工作到退休，一直是普普通通的工人。我在4岁半时，因为我的无知，不仅险些毁了家庭，而且父亲也差一点坐牢。

 

　　那是一个春天，因为家里穷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取暖设施，唯一就靠火炕火从灶坑里爬出来的热灰取暖。那天上午，父亲很早就上班去了，我和几个伙伴蜷缩在院里的屋檐下，靠晒太阳取暖，但伙伴们依然冻得瑟瑟发抖。“把柴垛点着不就暖和了吗？”我的提议得到伙伴们的赞同。于是我回屋里，蹑手蹑脚地从灶台上取出火柴盒（因当时妈妈生弟弟坐月子）。我把火柴拿出后，伙伴们三下五除二，把我家门前的麦秸垛掏了个洞，我们几个爬进去。“咔嚓”一声，麦秸垛被我亲手点燃。浓烟熏呛，几个伙伴赶紧爬了出来。站在燃烧起来的麦秸垛旁，边烤手、边快活地跳跃着。不一会儿，伴随着春天的狂风，火光肆无忌惮地冲天而起。这时，我才感到不好办了。

　　妈妈被外面“噼里啪啦”的火声惊起，头扎毛巾跑出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切她顿时晕倒过去……

　　在众人的帮助下，火被扑灭了（我家柴垛已烧光）。只是在众人的保护下，没有殃及周围邻居（家家有柴垛）。年仅4岁半的我被隔离了。在队办公室里，几天几夜不让我回家，也不让我同家人见面。一位面容严肃、身材魁梧的叔叔陪着我（姓什么不知道，长大后曾问过父母，但父母拒绝回答），反复问我是谁让我放的火？是不是我爸？我一五一十把点火的想法和情景讲给他听了，可他就是不相信。我困惑不解，为什么明明是自己点的火？他们非说是爸爸让我放的呢？夜里，我忐忑不安，恐惧万分。我好想回家，想爸爸、想妈妈、想可爱的弟弟。曾多次央求陪我的叔叔，但他始终不同意。

　　几天后的早晨，看管我的叔叔推了一辆自行车，说带我去分场的商店买糖吃。我兴奋了，煎熬度日的不悦一扫而光，连蹦带跳坐上了自行车。

　　途中，那位叔叔温和地说：“到分场后，你就说是你爸让你放的火，叔叔就给你买糖吃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仿佛嘴里正含着甜甜的糖块。那个年代，能吃上几块糖是多么的惬意和困难呢？

　　在几块糖的诱惑下，我答应了他。

 

　　身在自行车上的我，心早已飞到分场商店。

　　到分场后，他领我到商店买了糖块，装在他兜里。随后把我带到一间小屋里，桌上摆上话筒。他告诉我，回答完就给你糖吃。

　　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十分严肃地问我。

　　“陶孝民。”我声音不大，胆怯地回答他。

　　“你大点声。”他提示我，接着又问：“你爸爸是谁？”

　　我应声回答：“陶振文。”

　　他从兜里掏出几块糖，放在我面前的桌上。

　　“谁让你放的火？”

　　“我爸让我放的。”我脱口而出，撒了个弥天大谎。灵魂深处没有半点负疚反而幸灾乐祸，怡然自得。

　　回答完问话，他把桌上几块糖放进自己兜里，说：“行了，回去吧。”

　　我嚷着要糖吃，并拉着他的手撒娇地使劲摇晃着说：“你说话不算数。”

　　他来时路上的温情全无，使劲一甩手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给你糖吃？！不踹死你就不错了！小反革命崽子。”

　　我被他的怒吼震慑住了，委屈的眼泪簌簌掉了下来，乖乖地被他拎到了自行车上。

　　一块糖，没吃着，又毁了我父亲。

　　事后得知，爸爸在着火后，被人从春播地号带回来，隔离审查。几天几夜不许他睡觉，而看管他的人却轮番睡觉，逼着爸爸承认是他指使我放的火。还三天两头批斗和游行。妈妈也因此大病一场，很长时间才恢复。

　　长大后我才知道我在分场广播室回答问话时，是现场直播。我的回答，当时就传遍全分场的千家万户（因革命需要，每家都有小广播）。爸爸此时在我们队里的批斗台上，挂着牌，弯着腰，听着广播里传来我胡说八道的声音，潸然泪下，无言以对。尽管他们对爸爸百般开导、百般威胁、百般折磨，但爸爸始终否认。最终，还是给爸爸扣上反革命的帽子，一戴就是几年。

　　后来，“文革”快结束时，爸爸被摘帽了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爸爸才彻底平反昭雪。

 

　　我6岁上学，在如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但在那时算是较早的，多数孩子都是七八岁才上学。父母让我上学的原因，并不是我多么聪明。而是怕我惹是生非，所以提前将我送入校门。

很多清冷的月光往事，都已在我记忆的屏幕一一逝去。而这一段童年往事，却无法消失。这是我不愿回忆的童年，但它毕竟又是我无知的童年路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。让我在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时就跌跌碰碰、满头是包。让我终生不忘，深感愧对父母，一生悔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