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座城市年轻时的样子：一位老人的哈尔滨往事(下)

　　精彩导读：岁月经得起打磨，时光耐得住寻味。这是一位老人的回忆录，同时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年轻时的样子。

　　序言： 母亲已届耄耋，她出生在上世纪廿年代旧中国的哈尔滨，当年大批俄罗斯人侨居这里。姥姥家所居住的南岗区是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。做为当时的少数中国居民，姥姥一家便成为众多俄罗斯侨民的睦邻。他们朝夕相处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直到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，打破了原本和平安宁的生活，一些俄罗斯人被迫离开中国，离开哈尔滨。

　　母亲从儿时起，就得到来自异国的邻居，热情善良的俄罗斯大叔大婶们的恩泽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，于潜移默化间接受了俄罗斯的文化习俗，在与异国小伙伴的嬉戏玩耍中，于不经意间学会了一口纯正的俄语。所有这些对她的一生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，也为日后的工作提供了方便。当然，在文革中也因此遭遇了麻烦。

　　童年留给母亲的记忆是美好的。老人经常向晚辈讲述她的童年趣事，从中我体味到中俄文化的交融，也见证了中俄友谊之渊远流长。久而久之便萌生了记录这段历史的想法。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母亲终于提笔写下了八十年前那如烟的往事。 以下是母亲的回忆，字里行间饱含着母亲对俄罗斯邻居的怀念与眷恋，本人对该文略加删改，着重展示其趣味性的一面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2009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，也是中国的俄罗斯语言年。语言的交流对中俄友谊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。从母亲童年的生活到参加工作，几十年来，在与俄罗斯人的交往过程中，无不体现出语言的魅力。

　　母亲的童年在快乐美好的时光中飞逝着，来不及回味来不及思忖，转眼间，就长大成人了。在成长的岁月中，始终交织着与俄罗斯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。它已成为母亲生活的一部分。 生活赋予母亲很多，从结婚、生子到工作，她与俄罗斯朋友始终互相牵挂着，她们快乐着彼此的快乐，悲伤着彼此的悲伤，留下了一生不能忘却的记忆。 以下继续母亲自己的回忆... ...

　　与俄罗斯人交往二三事

　　1937年姐姐考上了铁路电话局，并给了套房子（在公司街33号），是年，我们全家搬到了那里，邻居仍旧是俄罗斯人，男主人也在铁路局工作，一家三口，有一女儿Наташа(娜塔莎)光阴荏苒，转眼到了1940年，我已经18岁，准备出嫁了。俄罗斯大婶送给我一个大大的水果盘，到了结婚那天，乐队一到门前，大婶急忙跑过来，搂住我大哭，爸爸不断地擦泪，妈妈泣不成声，姐姐也在哭，直哭得我更加舍不得离开家、离不开亲人和朋友。上了车，一直哭到福泰楼饭店，如同上法场一般。写到这里，手中的这只笔真的形容不出我的感受。中俄两国人民之间那感人的一幕幕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他们虽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，在我心中，他（她）们永远是我的亲人。

　　1945年前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教堂街（今革新街）遇到了原来的邻居 Дуся 大婶，她的境况看起来很不好，我百般邀请她到家里去，她说今天不行，过几天我一定去。唉，可怜的大婶。我很清楚她不会来的。其后，我逢人便打听大婶的消息，大家都不认识她，过了半年，找到一位俄罗斯老太太，她说在文昌街小木器厂院内有一个搞家政的，但不知姓名。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了，果然是大婶。老人家的眼睛变得和盲人一样，一间小屋，集体厨房，屋内没有床，估计在那个小沙发上睡，我的心特别难受。过了几天，我买了二斤点心再去看望老人，她告诉我想吃鱼，不喜欢鲶鱼，我答应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还没来得及送去，老人就死了。这件事深深地刺痛着我，她曾经像母亲一样爱我，多年来，我一直深感愧疚，始终难以释怀，觉得对不起老人！

　　1946年，我去 Мельникава 大叔（Дуся 大婶的前夫）的列车段办公室，去看望叔叔。刚进门向大叔问好，老人说，把手伸过来，他握住我的手大哭起来，我清楚，叔叔是想起自己的儿女。女儿长我四岁，儿子长我两岁。女儿已不知去向，儿子吸毒，死在了上海的马路上。老人哭得很凄惨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的心早已碎了。

　　老人把我送到局人事科，科长是一位俄罗斯军官，高高的个子，带着一副金边梅花肩章，显得很威武。面对他口试般的问话，我一一回答了。最后他问一句，你在家做什么，我回答他，什么也没干。这位科长板着脸说，你天天嗑瓜子吗？风趣的问话使我哭笑不得。最后说，你先去三棵树工作，一个月后把你调回局里。

　　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到博物馆时，迎面过来一个貌似蒙古人模样的军人，他狎侮地伸着手对我说，Ты моя паришня （你是我的姑娘），吓得我飞快地奔回家中，大病了一场。去三棵树工作的事便不了了之。

　　回忆这段历史，内心是痛苦的，对他们的思念挥之不去，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爸爸在他们的帮助下多次调动工作，从火车站到俄罗斯小学再到铁路局，工作一次比一次好。 当我们给予别人帮助时，常常会很快遗忘。但当我们受人恩惠时，我们总是心存感激和感动，难以忘怀。

　　1951年，经人介绍，我到自来水公司工作，被安排到窗口，接待外来办事人员。当时哈市有部分白俄罗斯人，如南岗区沙曼屯、香坊区，养牛的居多，以卖牛奶为生。他们的用水量较大，经常与公司打交道，由于语言不通，只好请他们到公司来办理业务。在这过程中，出现过一些笑话。道里区北安街一位住户来公司，他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Знаете ли вы что （你知道吗）？你们的调查员去我家收水费，住在我隔壁的是我儿子和儿媳，他俩都上班，不在家，我告诉你们的收费员，Там сын（那是儿子），后来他们来几次都喊，сын 有没有（儿子在吗）？”这岂不成了人家的长辈了吗？当然人家有意见了。我给老人解释通了，老人当时付了款，面带笑容，满意地走了。

　　道里安道街住户来公司办事，许多男士女士操着俄语但相貌酷似中国人，他们言谈很有礼貌，我好奇地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讲中国话，对方笑着说，我们是татарин（回民）。原来他们是俄罗斯人，我后悔于自己的冒失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我单位某技术员去一俄罗斯人家设计自来水管道时，这位主人一直在说，год 水的没有（一年没有水了），因“ год ”与汉语的“过道”是谐音，该技术员到过道转了两圈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实在搞不通，只好把该俄罗斯申请人带到公司。经我的询问，原来是一年（ год ）没水了，经过交谈，问题得以顺利解决。

　　文林街23号的一位俄罗斯人来公司办事，她说她是老哈尔滨人，却一句中国话不会说，我们经常来往，彼此成了朋友。一天，她问我家住哪里，我用中国字给她写了个字条，一周后她找到我家，怀里抱着一大捧白色马蹄莲，说这是周总理最喜欢的花。她用西方礼仪向我表示了感谢，我用大列巴招待了她。

　　家住铁岭街25号的澳大利亚人久林（她讲俄语），经常去公司办事。如水道维修、安装、缴纳水费等问题都需要找我帮她解决，有时与邻里之间的矛盾也要找我，她说因为语言不通，她不认识其他中国人，只好找我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也成了朋友。一次为了感谢我，她带着点心来看望我，被我拒绝了。直到退休，我们仍有来往。 后来，我和她们失去了联系，但我依然很想念她们。

　　动乱的年代

　　1931年，日寇侵占东北，百姓终日提心吊胆,生灵涂炭。我依稀记得，那时我刚上小学，日军把我们的教室作为他们的马厩，教师被赶走，学校停课,一年后才复课。起初学生学俄语，后来改学日语，接受奴化教育。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侵略者把每月的18日定为防空日，这一天市民必须按日本人的要求，如穿防空服、戴手套等，所有市民不分国籍，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。我所居住的教堂街（今革新街）派出所所长也换上了一个肥胖的日本人，这一天是18日，一位俄罗斯姑娘（大约十七八岁）走在街上，她只戴着一只手套，而拎着另一只，不幸被日本所长看见，他不由分说，上去就给了姑娘两记耳光，姑娘顿时被打得满脸通红,站在那里莫名其妙。目睹这一场面，我急忙喊道：“Перчатки！（手套）”姑娘赶紧带上另一只手套，日本人方才罢休。姑娘总算免受了更大的伤害。

　　又逢防空日，那天我家的窗户开了个小缝，不料被这位所长看见，他一脚踹开我家大门，厉声喝道：“なんで？（怎么回事）”我立即回答：“こども。（小孩弄的）”于是他说：“ちゅぅぃしなさぃ！（注意啊）”便扬长而去。我暗自庆幸,自己利用所学的一点日语与日本人周旋,总算化险为夷。

　　今天，祖国日益强大，屈辱的岁月将永不复返。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。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两名士兵，径直闯入我家。四岁的女儿正在撒尿，见到带枪的人，吓得边走边尿，我赶紧上前向他们问好:“Здравстуйте товарищи！（您好）”两个士兵稍做迟疑后回答：“您好！”我指着女儿说：“Она боится.（她害怕了）” 其中一名士兵问道：“ Сколько лет ？（她几岁了）”并问另一名士兵：“У тебя ещё есть печенья и шоколад？（你还有饼干和巧克力吗）”对方耸了耸肩。他们又问：“Сколько часов будет муж？（你先生几点下班）”我回答：“Пять часов.（五点）”他们说： “Мы будем познакомить.（我们想认识一下）” 由于对他们不了解，当时心里很害怕,第二天便带着女儿出去躲了几天。据当时更夫老张讲，第二天来了十二个军人，见家里锁门，没有再来,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当时有些军人经常酗酒闹事，百姓对此有看法，对他们只能敬而远之。

　　1951年参加工作后,由于当时在哈的俄侨仍然很多,于是我被安排在窗口负责接待工作,但由于工作人员语言方面的障碍,经常出现俄罗斯人拖欠我单位水费的现象,如当时的索菲亚教堂拖欠我单位水费已达半年之久,公司领导和收款员都很为难，面对这种情况,我主动代收款员去教堂索要。记得那天,开门的是位长者。我说明了来意:“Я пришла за воду.(我来收水费)”对方忙说:“Пожалуйста.(请吧)”我跟随他进了教堂,他反身锁上大门,带我走过三道门,才将所欠水费如数交给我,又随他从原路返回。因为是只身一人,不免有些紧张。过了几天,单位组织职工看电影,内容是反特片:写一个教堂外国传教士，是个伪装成瘸子的特务。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去索菲亚教堂收费的情景,不免有些后怕,自然引发很多臆想和猜测,在那个动乱的年代,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　　年复一年，与俄罗斯人的交往因工作关系一直继续着，在哈的俄侨中很多是用水大户，他们不懂汉语，语言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。由于我得天独厚的背景，工作期间为公司创下了无欠费的业绩。想到这些，内心感到一些欣慰。

　　解放初期，姐姐家的亲戚从天津给我捎来一件泡纱小褂，我穿上这件当时哈市尚未流行的衣服乘电车上班，车上有两个男青年在嘀咕：“Не когда не гладила.（这衣服一辈子也没熨过）”我笑了笑：“Это такая модельял.（就是这样的）”年轻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而我则维护了自己的尊严。

　　《往事》花絮

　　我被安排到公司窗口工作后，开始重新与俄罗斯人打交道。某日，单位王同志楼上楼下找我，因为有一位俄罗斯人来公司办事。有人问他：“你是俄语班的学生，为什么不会说？”他回答：“我是俄语夜校班的，晚上会说，白天不会说。” 工作期间，某天，一位同事说，你教我说俄语呗，我说，你说“Я дурак.（我是混蛋）”他不明白其中的含义，到处重复这句话。该同事平时很爱开玩笑，于是，我也来了个恶作剧。 ----以上为母亲口述

　　唤起回忆 传承友谊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,大批国际友人涌入哈市,一次,我同母亲去道外区金城商厦购物,遇到两名俄罗斯妇女正在买衣服，其中一人说: “Мне надо широкая.（我需要宽大的）”售货员不解其意，母亲上前做了解释，俄罗斯妇女听到后高兴地说： “Вы хорошо по—русский говорите.（您俄语说得很好）”母亲说：“Только эти.（只会这些）”“Ну мы поняли.（那我们也懂）” 为了让母亲经常品尝到俄罗斯风味的食品,作为晚辈，我们有时会带母亲光顾华梅餐厅或俄罗斯风味餐厅；而去秋林买大列巴和里道斯香肠,丰富母亲的餐桌已经成为多年来儿孙们孝敬老人的一种自觉的习惯。

　　2003年,为了愉悦母亲，满足母亲那份俄罗斯情结，弟弟通过朋友宴请当时在黑大任教的俄罗斯籍教授Илина和她的朋友西安大学俄语教授来家中作客，并共进午餐。大家聊得很开心，俄籍教授称赞母亲的俄语讲得很地道，席间，老伴还与西安大学俄语教授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共同唱起<<莫斯科郊外的晚上>>,她唱得很投入很动情，博得大家一阵阵掌声。

　　再次唤起回忆,传承友谊。

　　从母亲的真实故事（或经历）中，我也感受到，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的重要，它是了解世界的窗口，是连接友谊的纽带。希望有条件的朋友，学好几门外语。

　　Mother has told some true stories about her past, from it I think, it's necessary to master one or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. Because it's the window to know the world, and ties of friendship. Friends, try your best to lear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.